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疯狂的世界杯,疯狂的赌球******

  当地时间11月28日,图为赛前一名巴西队球迷在球场外张开双臂。中新社记者 崔楠 摄

  文/赵斌

  卡塔尔世界杯进入激烈的八分之一决赛争夺,而疯狂的世界杯赌球生意更是愈演愈烈。

  赌球如蚂蟥般叮咬在足球赛事的身上、从未松过口。历年世界杯,更是常被曝出被赌局幕后的庄家操控,变成一场场“杀猪盘”。

  对于想要靠赌球博幸运的人来说,下注那一刻,已经输了。

  一脚监狱、一脚地狱

  深褐色光头上有几块浅色瘢痕,穿着轮胎底劳保鞋的脚一只窝在三轮车斗里,一只荡在外面,破旧的军大衣斜盖在身上,眯着眼睛蜷在送货用的三轮车里抽烟的男子叫老蒲(化名)。

  “起来,把这几箱货给二叔送去。”老蒲依旧眯着眼,应声起身搬货,伴随着老蒲斜着肩、弓着身子一起一伏地蹬着三轮车走远。这家五金批发店老板对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说:“别看他和五六十岁老头子一样,其实刚过四十,都是赌球闹得。”

  老蒲20多岁从一所知名“211”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市里的公务员,和电视台的主持人结婚后生了一个姑娘,工作不到三年就提了副科级。当时大家都知道他懂足球,跟着他买足球彩票赚多赔少,很出名。

  可突然就出事了。没人能想到他还参与暗庄和网上境外赌球,小两口结婚时两家一块儿买的房子、女方陪嫁的车都卖了还远不够还赌债。

  为赌球散尽家财、丢工作、入狱乃至家破人亡的赌徒不胜枚举。

 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,“折”在赌球上的不乏警察、“90后”干部等公职人员,“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”已引起多方高度重视。

  还有不少人,也栽在“赌”字上。河南省委原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甘荣坤长期沉迷赌博、严重违纪违法,被双开后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置;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原党组书记、厅长张胜震落马前曾多次到澳门赌博;贵州省原副省长蒲波在被双开前利用赌博敛取巨额钱财。

  依法严打赌球,远离非法“赌链”

  就在12月3日,沈阳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局联合大东分局公布了近日破获卡塔尔“世界杯”开赛以来全市首起赌球案件,6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。

  据该团伙主要成员高某交代,在世界杯开赛期间,他与薛某按事前约定联合坐庄,并雇佣李某为操盘手及运营人员,从王某处获取赌博网站的盘口信息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,利用下线崔某吸收赌民投注,累计获利10万余元。

  媒体调查,本届世界杯期间,通过各种各样的“世界杯吧”““世界杯交流中心”“球迷群”,以及非法的博彩类网站,各种形式繁杂的赌球一直活跃。一些球迷在家人、朋友甚至陌生群友、球友的带动之下,把看球的热情也投入到疯狂的赌球中。

  “每次输赢都不大,其实更像跟自己赌、和朋友间争口气,看看谁猜的比分更准!”这是一位网友谈起自己参与的动机。在他看来,这和赌博是两码事,“纯粹是想证明自己更懂球”。

  “第一场比赛投了200,上一场我又投了1000,目前还没赢过,但说不定下一场就都赢回来了呢!我喜欢的球队没进世界杯,看谁都一样,就当是个‘添头’。”这是另一位网友的想法:给自己“无聊”的看球时光多点“刺激”。

  但很多人,就是这样被一步步带入赌球的深渊,无法自拔。

  下注那一刻,已经输了

  历届世界杯,都是“赌徒的盛宴”。

  2018年世界杯期间,公安部对外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:当届世界杯开赛以来,各地侦破赌球刑事案件300余起、打掉赌球团伙100多个,涉案金额逾10亿元。

  中国法律在大陆范围内严禁赌博。但海外博彩公司、赌球网站觊觎中国巨大市场,每到世界杯这样的大赛,都会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在中国招募代理商,让他们发展自己的赌链。代理商通过“返利”赚钱,更大的赢家则是这些海外博彩公司。

  不管赛事输赢,赌球团伙是最大的“赢家”。赌球团伙盈利模式各有门道,主要有“杀成”“抽水”“反水”等,有的是平台及各级代理商按比例分配赌客所输的赌资,有的逐级抽取下线向上线交纳的赌资。但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,只要有人参赌,团伙就有钱赚。

  近几年随着微信群的流行,有不法分子模仿国家足球彩票的模式设置“黑庄”开设线上赌球平台,以高赔率吸引赌客。一旦有赌客大额押中赔率高的赌点,庄家无力承担则卷款“消失”。

  有的庄家则是到球赛临近结束时突然消失、卷款走人,让押注者无论输赢都血本无归。很多境外的足球博彩网站,注入资金很顺利,一旦提现便各种理由推脱,直至失联。

  被骗资金难以追回不说,资金一旦涉赌后再被骗,追回后也会因为是赌资而被罚没,并且还面临司法机关处罚的风险。即便是不直接参与赌球,转发赌球网站的链接都有可能受到刑事处罚。

 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律师张明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,如果以营利为目的,通过网络邀请人员加入微信群或qq群等社交软件群的方式招揽赌客,根据球赛结果等方式设定赌博规则,利用社交社群等进行控制管理,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组织网络赌博活动,构成《刑法》303条第二款规定的开设赌场罪。该罪处罚较重,一般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,并处罚金;情节严重的,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  如果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赌球网站赌博,或者组织中国公民到境外赌博,则构成组织参与国(境)外赌博罪,该罪的处罚与开设赌场罪相同。

  公安部于11月2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,针对近日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赌球活动态势,公安机关及时提示广大球迷赌球危害,依法严厉打击赌球行为。

  谁是赌球背后的最大“巨头”?

  据相关资料显示,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博彩巨头是:英国的威廉希尔(WilliamHill)和立博·希尔顿(Ladbrokes)、以及德国的SportWetten。他们也是欧洲各大足球俱乐部幕后最大的赞助商。

  国际各大俱乐部虽然各种冠名赞助、球票、转播收入不菲,但与博彩公司的暴利比起来还是略显逊色。

  国外媒体也多次曝光,各种踢假球的丑闻中,通过收买球员和贿赂教练、裁判等手段控制比赛,甚至对教练、裁判进行威逼胁迫,更有甚者还有涉及枪杀的案件。

  虽然也有球队不配合博彩公司,但也难以避免遭到“被博彩”的厄运。

  2006年,意大利足坛的“电话门”被称为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严重、规模最大的集体赌博案,包括AC米兰、佛罗伦萨等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等多支豪门球队陷入丑闻,曾经被称为“小世界杯”的意甲之后辉煌不再。

  赌球规则实际上只是看似有“规则”。庄家设置的每一个盘口,制定的每一个赔率,都建立在赌博集团超强的资讯能力、庞大的精算师和数学家团队的缜密分析之上,以确保庄家“稳赚不赔”。同时,庄家还会就一场比赛开出五花八门的投注项目以分散风险,除了通常的让球盘和大小球,还有角球数、黄牌数、单队进球数等各种赌法。

  赌博网站就是利用人性的贪婪与赌徒玩心理战,一旦踏入赌局,就会陷入“赢了还想赢,输了想翻本”的死循环,而最后的赢家,只能是游戏制定者。

  请远离赌球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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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发出“最后一电”震动全国 抗日老兵卢庆贻去世******

  “此电恐为最后一电,来生再见。”这是抗日战争期间震动中国的“最后一电”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。

  这封电报出自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,约17000名中国士兵面对超过10万日军,坚守衡阳47天,打退日军多次进攻,直到弹尽粮绝时发出了这封被称为“最后一电”的电报。这封电报后经报纸报道,闻名全国,激励了国人的抗日热情。

  2023年1月9日,当年发出了“最后一电”的发报员、抗战老兵卢庆贻的儿子卢先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,其父亲在1月8日上午10时55分于湖南湘潭去世,享年94岁,“父亲一直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,要走正道,堂堂正正做人。他曾谈起战争时命悬一线的经历,但直到此前有人调查相关的历史时,他才说起自己就是著名的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。”

  卢庆贻13岁报名参军

  湘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此前发布的文章中介绍,1941年,刚满13岁的卢庆贻报名参军,投身抗日,被分配到第十军军部。1944年,为扭转太平洋战场不利局面,日军急于打通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,疯狂实施所谓“一号作战计划”,扼守粤汉铁路的长沙、衡阳是主战场之一。当年5月底,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。日军主将找到中国守将的战法漏洞,狡猾地实施作战计划。当年6月,长沙沦陷,衡阳北面再无阻挡,日军大举南下进犯。第十军奉命死守衡阳,寸土不让,等待援军,但双方实力悬殊,守军只有17000余人,日军兵力超过10万人,还动用大量飞机大炮对守军阵地和衡阳城狂轰滥炸。

  1944年8月6日发“最后一电”

  文中介绍,卢庆贻曾回忆说,1944年6月下旬,日军三个师团对衡阳城发起第一次强攻,从地面和空中进行狂轰滥炸。但守军士气高涨,沉着应战,顶住敌人猛烈炮火,日军阵地几乎没有向前推进一步。“日军还使用了毒气,我军整整一个排的人都被毒死。城内的防毒面具都被送到前线,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需要,后来只能把毛巾打湿后围在脸上防毒。”卢庆贻说。此后,中国军队又先后打退了日军的两次强攻,但守军粮食弹药补给吃紧,援军却迟迟不到。8月6日,守军拟好了一道电报,由译电员交给卢庆贻,卢庆贻随即将电报发往芷江,后经由芷江空军台转往重庆。此后,卢庆贻被日军俘虏,万幸在被日军强迫劳动时逃脱,抵达贵阳后,才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了他拍发的“最后一电”全文。

  70多年后仍能背完整段电文

  卢庆贻的儿子告诉北青报记者,父亲当时是部队中的电报员,当时译电员给卢庆贻的是电文代码,他自己并不清楚发布的电报具体内容,直到抵达贵州才了解到自己当时拍发的电报引发了全国热烈的反响。

 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,70多年后,卢庆贻在接受采访时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完整段电文。衡阳沦陷后,不少阵亡中国士兵遗体暴露于野,长时间没得到安置。抗战胜利后,包括卢庆贻在内的60多名第十军士兵赶到战场,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了3000多具阵亡将士遗体,全部合葬在衡阳城郊张家山一带。卢庆贻的儿子说,近些年父亲还曾和他一起去过张家山,“父亲给我讲当年这一带的情况,回忆当年的故事。”1946年,卢庆贻回到老家务农,再也没有出去。

  据新华社报道,2015年9月3日,卢庆贻作为抗战老兵代表,受邀到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,并于当天坐上第11号阅兵车接受检阅。在卢庆贻卧房里,墙上挂着很多他参加抗战纪念活动的照片,桌上摆着各种荣誉和纪念勋章。“跟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,我算幸运的。无数将士官兵献出宝贵生命,才换来如今的和平生活。”卢庆贻说,“我们要珍惜和平,希望永远不要再有战争。”

  卢庆贻的儿子向北青报记者表示,目前家人正在操办老人的后事,“父亲曾给我们讲过战争的残酷,谈起他九死一生的经历。但一直没提起自己就是‘最后一电’的发报人,直到前些年有研究者得知他是衡阳保卫战的亲历者,找他了解情况,老人才讲述了自己发出‘最后一电’的经过。在日常生活中,他也一直教育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,要走正道,做一个正派的人。”

  文/本报记者 屈畅 统筹/孙慧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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